羲皇故里天水花团锦簇靓丽盛装喜迎大典

河图洛书石盘(shípán)（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甘肃日报特约(tèyuē)撰稿人 雍际春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huàguà)、神农尝草(chángcǎo)、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故事，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三皇五帝时代(shídài)的中华先祖和文化(wénhuà)英雄最初探索天地奥秘、认识自然万物、改造生存环境、发明器具(qìjù)、开创文化、带领先民告别愚昧洪荒、开启文明进程的非凡经历，留下了中华民族(mínzú)最早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叙事，也是溯源我们民族、文化、文明生成的源头活水和基因密码所在(suǒzài)。如伏羲画卦就是其中(qízhōng)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一个传说。 1 创世英雄与(yǔ)民族始祖 在中华民族(zhōnghuámínzú)远古时代(dài)的英雄谱系中，伏羲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地位崇高。唐代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dà)人迹于雷泽(yúléizé)，而生庖牺于成纪(chéngjì)。”庖牺即伏羲，成纪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一带。伏羲母亲华胥氏踩大脚印有感而孕，历十二年而生伏羲的故事，表明当时尚(shàng)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之际，伏羲的出生也(yě)就意味着父权制的到来；而以十二年为一纪也是其出生地成纪的由来。 在伏羲生活的时代，常有灾害发生，相传一场大洪水后(hòu)，只有伏羲、女娲小兄妹幸免于难，成人(rén)(rén)后，他们兄妹成婚繁衍了人类。唐代李冗的《独异志》说(shuō)：“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wèiyǒu)人民，议以为(wèi)(yǐwéi)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zhòu)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bù)，使烟散，于烟即合(jíhé)，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zhíshàn)，象其事也。”伏羲、女娲兄妹结为夫妇后，人类由此得到繁衍。后世中国人结婚女子盖盖头的习俗，可能就源自女娲“结草为扇，以障其面”。《风俗通义》还留下了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ní)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者绠人也。”先祖“造人”的故事虽有不同的版本，但其作为繁衍人类的实质则是一致的。 伏羲、女娲(nǚwā)不仅繁衍了(le)人类(rénlèi)，而且还是开辟天地的(de)创世英雄。刚刚回归祖国的《子弹库帛书(bóshū)》，1942年出土于长沙战国中晚期楚墓(chǔmù)，帛书乙篇《四时令》完整记载了在天地还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shēng)了四个儿子，他们与(yǔ)炎帝、祝融、共工等(děng)传说人物开天辟地、协和阴阳与万物、安排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和四时等内容。这篇珍贵文书所载伏羲、女娲结为夫妇繁衍子孙，开辟天地，众神分工合作，共同(gòngtóng)开创了百神司职、日月有序、阴阳和谐、风和雨顺的故事，包含了天地开辟和人类繁衍两大主题，是典型的创世神话。包括文献记载女娲补天、抟土造人等故事，共同说明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创世英雄。 作为民族始祖(shǐzǔ)，伏羲(fúxī)制嫁娶，“以俪皮为礼” ，是(shì)对对偶婚制的(de)确定和(hé)规范；伏羲定姓氏(xìngshì)又是姓氏制度(zhìdù)的发端(fāduān)。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媒因置婚姻”，因而又被尊为高媒之神和生育之神。伏羲、女娲对婚姻制度的变革和人伦关系的初步规范，是远古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推动部族迅速强大起来。相传他们(tāmen)东进中原，建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其子孙遍布黄河流域和南、北方地区。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台湾等(děng)省（区），都有不止一处的伏羲祠庙。正如闻一多所说，伏羲部族从黄河上游迁入中原后，古代的“诸夏”及其同姓的若干夷狄都是龙族团即伏羲的后裔(hòuyì)，如五帝时代(shídài)的黄帝、颛顼、祝融等众多首领，北方的匈奴、南方的荆楚、吴越各蛮族。今天的蒙、满、苗、瑶、彝、藏、壮、布依、佤、黎、水、畲等各少数民族，都奉伏羲、女娲为始祖。 史称伏羲(fúxī)、女娲(nǚwā)人首蛇身，这说明伏羲部族最初以蛇为图腾(túténg)。随着迁徙和部族间的(de)大交融，伏羲氏将渐次征服和结盟的各部落图腾也部分地融入蛇图腾之中，从而形成了多图腾组合的龙图腾。这正是伏羲部族征服融合各部族走向文明强大在上古图腾崇拜上的典型体现。这种(zhèzhǒng)图腾崇拜习俗和文化心理世代传承，于是，中华儿女都成了“龙的传人”，龙也已经升华为中华民族(zhōnghuámínzú)的文化标识、情感纽带和精神象征。 可见，伏羲不仅(bùjǐn)是开辟天地的创世英雄(yīngxióng)，也是繁衍人类、带领先民走向文明时代的民族(mínzú)始祖。其子孙后裔遍及神州大地(shénzhōudàdì)，我国不少民族奉其为始祖的历史文化记忆，包括龙图腾崇拜和中华儿女共认是龙的传人等，表明中华民族与文化多元一体共同体(gòngtóngtǐ)早在三皇时代已具雏形，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基因。 2 一画开天与乾坤定位(dìngwèi) 天水市区北约15公里处三阳川的卦台山，相传就是伏羲(fúxī)画卦之地。三阳川渭河谷地(gǔdì)在南北两山之间，卦台山由南而(ér)北横插谷地，渭河呈S形环山东流，这种神奇的山川(shānchuān)景象(jǐngxiàng)犹如天然的太极图。司马迁(sīmǎqiān)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伏羲是如何画卦的，一说是受河图、洛书启发，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易传·系辞下传》的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niǎoshòu)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zhūshēn)，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更符合实际(fúhéshíjì)。 伏羲通过上观日月星辰景象，下察山川地理形势(xíngshì)，旁窥鸟兽之文和万物性状(xìngzhuàng)，近取人间世事情态，在进行分析归类、探寻规律、高度概括的基础上，发现宇宙天地间纷繁复杂、变化无穷的万事万物，从本质上划分其实只有阴阳(yīnyáng)对立又相反相成的两(liǎng)种属性，八种类型。进而“观物取象”，化繁为简，用“—”（阳爻）“--”（阴爻）抽象化表达，并将阴、阳爻三个一组排列组合，就形成代表构成世界(shìjiè)的八种基本物质或者现象的卦象，即天为乾卦，地为坤(kūn)卦，水为坎卦，火为离卦，雷为震卦，山为艮卦，风为巽卦，泽为兑卦。对此(duìcǐ)，《易传·系辞上传》说：“易有太极(tàijí)，是生两仪(liǎngyí)，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bāguà)，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dàyè)。”隋唐经学家孔颖达(kǒngyǐngdá)解释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yuánqì)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yě)。”太极即太初、太一也就是世界的本原，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两仪就是天地阴阳，四象即四方和四时，八卦即象征或构成天地万物的八类事物。所以，由阴阳到八卦就是伏羲对宇宙万物生成模式的破解和建构。 伏羲创画的(de)八卦(bāguà)，其功能在“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也就是通过卦象探知神奇幽隐(yōuyǐn)的天地奥秘，认识世界(shìjiè)万事万物的情理性状。所以，它(tā)既是“观物取象(qǔxiàng)”的抽象化图像体系，也是一个归类象征万事万物的符号体系，自然也是一个认识万事万物的解释体系。用现代(xiàndài)信息科学的观点分析，八卦符号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多层内涵。将其推而广之，可以组成含义异常广泛的信息码组(mǎzǔ)，每种卦象都可以在一定的定义域内，作为事物、状态、情绪、意愿的信息编码，它既有内涵的规定性(guīdìngxìng)，又有外延的模糊性，可谓变化万端，这正是八卦奥秘与魅力所在。 八卦又是先民们凭借卦象进行占筮以预知吉凶的(de)手段，因而又同计数有关。若把(bǎ)卦爻“—”译作“1”，“－－”译作“0”，则(zé)八卦正好是一个三位二进制码组的集合(jíhé)；把阴阳二爻作为数字则最接近自然数，其所组成(zǔchéng)的复合信息传递效率就必定很高。八卦包含着丰富的数学内涵。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考证，十八世纪初(chū)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二进位制时，曾受到两张《易图》的启迪。 由此可见，伏羲(fúxī)八卦“无端凿破乾坤秘”，八卦的创画，标志着上古先民从原始思维进化到理性思维的智慧跨越，是人类(rénlèi)抽象思维、哲学思维的新成就，体现出(chū)先民们逻辑(luójí)演绎(yǎnyì)能力、抽象概括能力与辩证思维能力已经达到相当(xiāngdāng)丰富的地步。八卦符号成为他们穷究天地，解释宇宙万物变化的途径。所以，八卦是伏羲带领先民走向文明的分野和标志，“一画开天”实至名归。 3 大道之源(zhīyuán)与文明肇启 相传周文王据八卦而推演成周易(zhōuyì)，将八卦两两相叠，就形成(xíngchéng)(xíngchéng)六十四卦，共(gòng)三百八十四爻。这种推演不仅是一种由易到繁、由粗而细的(de)符号演绎，它进一步反映了古人思维能力的极大进步，对自然认识的空前深化(shēnhuà)和视野的扩展。中国最早的文化(wénhuà)经(jīng)典《周易》由此产生(chǎnshēng)。一般认为《周易》是后人在八卦基础上，经巫师、学者们对大量筮辞的筛选、整理、编排和加工而形成的。其中，《周易》的《易经》部分形成于周初，《易传》部分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对经的引申、阐释和发挥，主要由孔子为代表的儒家(rújiā)(rújiā)包括道家学者整理完善而成，后被儒家列为经书，而且居“群经(qúnjīng)之首”。从此，在八卦基础上形成的易学体系，在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中发挥了本源和核心的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起和民族思维模式两个方面。 追根溯源，中华传统文化大多发祥于易(yì)学体系(tǐxì)。首先，《易经》是儒家、道家等诸子(zhūzi)学说的重要来源。《易经》是孔子(kǒngzi)创立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源头之一，不论在思维方法，以及天道观、伦理观和政治管理决策方面，都深受其影响。孔子通过自己的诠释和发挥，把原属占筮之书的《易经》，转化为哲学政治伦理的著作。儒家学说中的中道思想、损益思想、忧患意识直接来源于(yuányú)八卦(bāguà)和易学。道家学说中的道即源于《周易》，其天人合一的辩证思想，整体性思维、直觉思维的方法无不(wúbù)根植(gēnzhí)于易学体系。阴阳家以及阴阳五行(yīnyángwǔxíng)(yīnyángwǔxíng)学说，五德终始说，封禅说与天帝祭祀系统，还有(háiyǒu)其他先秦诸子各家学派的思想或多或少都与《周易》相关。其次，古代天文历法学说源自易学体系。伏羲仰观天文是八卦形成的重要来源，同样(tóngyàng)，卦辞中保留了古人利用观察天象来进行卜筮的记录，其基本思维方法和数学模式(móshì)对(duì)天文历法的发展无疑具有导源作用。再次，易学体系是中国(zhōngguó)传统医学的基石。中国传统医学与阴阳五行学说密不可分，所谓(suǒwèi)“《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zhīyòng)”是对两者关系的形象概括(gàikuò)。八卦和易学蕴含着先民们对人体自身生理(shēnglǐ)和病理的初步认识(rènshí)，而人体太极模式，脏象学说，八卦与五轮八廓说，阴阳五行与人体五脏、五色、五味，相生相克原理，经络穴位等无不以《周易》学说为根本。第四(dìsì)，八卦易学对本土宗教产生重要影响。道教的形成以及符箓法 术，内外丹术也都源自《周易》，而太极八卦也成为道教的标识。佛教在唐代出现本土化宗派，它们将本宗经义与《易经》挂钩，相互阐发融通，进而引发新义(xīnyì)，这种佛《易》在华严、禅宗中表现尤为明显。第五，易学对中国传统艺术(yìshù)与美学、音乐、建筑等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民族思维(sīwéi)方式分析，由(yóu)八卦到易学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以卦象、卦辞为表现形式，据以认识自然、观察世界、体认社会、解决问题、管理国家的(de)逻辑推演体系，是中(zhōng)华先民文化心理和(hé)思想智慧日臻成熟的记录，充满(chōngmǎn)着理性觉醒和智慧的光芒。其天人合一(tiānrénhéyī)的整体思维，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类比思维，阴阳相抱、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寓意于象、以言明象的直觉思维，阴阳变异(biànyì)的中和观念，吉凶转化、否极泰来的极限意识，朝乾夕惕、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等，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jīngshén)基因和文化财富，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进程。 所以，朱熹认为易学“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郭沫若称(chēng)《周易》是“古老的(de)科学宝库(bǎokù)”，古往今来的哲人学士从这座宝库中不断吸取营养，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发现。追本溯源，伏羲创造的八卦符号，实乃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泉(yuánquán)。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最早的原典文献，它获得了(le)“大道之源”的至高评价。